《答托洛斯基（按：今通作托洛茨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两篇文章不应再视为鲁迅的作品而被编入《鲁迅全集》了。理由是：这两篇文章都是冯雪峰用鲁迅的名义所写，而事后鲁迅并没有认可它们；代笔者所谓“先生口授，O.V.笔写”及“O.V.笔录”是不属实的。
胡风晚年出狱之后写的回忆文章
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并非鲁迅委托冯雪峰所写。“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更无法仔细思考问题了。
二、鲁迅身体稍微恢复后，曾明确向他表示了对代笔文章不满意的意思，说一点也不像他的东西。
胡风说：“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决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鲁迅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胡风所说完全是事实，这有鲁迅日记为证。鲁迅这一次发病的确不轻，整整卧床一个月，连每日必写的日记也被迫中断。后来他病情稍为缓解，重新恢复写日记时特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自此以后（按：指1936年6月5日以后）日见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
冯雪峰代写的这两篇文章，一篇是6月9日，一篇是6月10日所写。这正是鲁迅处于“终至艰于起坐”，“一时颇虞奄忽”的时候，在这种病危状态之下，鲁迅哪里还有可能去管托派的闲事呢。
对于政治，鲁迅晚年的态度是，对于自己营垒中人从背后射来的暗箭，他的憎恶是在正面的敌人之上的。可是托陈派既不属于所谓自己营垒中人，更非正面的敌人，况且托派领袖俄国的托洛茨基和中国的陈独秀都是他十分尊敬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更是对他具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当时托洛茨基被黜流亡国外，陈独秀既遭共产党贬黜，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牢房里，此时此刻，他怎么会因为托派一封表示友好的来信气愤到非要写一封落井下石、损人而不利己的公开信呢？
这封托派的来信，纯粹只是一封个人私信，虽说写得似乎不是时候，正是鲁迅被其论敌诬为托派之时，但信中对于时局的观点也并非都与鲁迅相左，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态度，不仅不冲突，而且还是很相投的。此信提到1927年“四・一二”清党屠杀事件，鲁迅更会记忆犹新，他正是因为1927年的恐怖对国民党政权完全失去信任而站到反对派立场上的。关于“联合战线”问题，托派所针对的是第三国际的政治策略和中国的推行者王明的路线，而鲁迅对于放弃国内革命斗争是持批评态度的，因此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托派才引鲁迅为同调；可是在冯雪峰的笔下，托派的来信却完全变成了攻击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了。按道理对于托派这封向鲁迅表示敬意的来信，鲁迅是没有必要公开表态予以谴责的，至少在他重病不起之时，没有可能非要当作天大的事去急急忙忙处理的。
这实在是冯雪峰担忧过度。《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表面看是答复托派的，实际上只是为了急于向左翼文学阵营中的谣言制造者表示自己与托派“汉奸”毫无干系。不但无干系，而且反对托派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公开信中特别表明了自己拥护斯大林的苏联，拥护陕北苏区毛泽东的中共中央的心迹。但是冯雪峰既为鲁迅代笔却未能顾及鲁迅的为人，也未能够把握好鲁迅的思想和文风。《新青年》时期之后，鲁迅与陈独秀固然早已无联系，但对于陈独秀他是一直心怀感激的。多年之后他在一篇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的文章中写道：“……《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3）鲁迅记下对陈独秀表示感激的这一笔的时候，正是陈独秀身陷囹圄之时，并且早已遭到共产国际的嫁祸和清算，被中共开除出党了。在发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之前仅仅一个月，鲁迅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提问时还说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是：“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陈独秀、梁启超。”（斯诺：《同鲁迅的谈话》，1936.5。参见《鲁迅研究年刊（1990年）》）对于中国托派的认识，他虽然很模糊，但是也决不至于趋炎附势，一下子印象就变得像冯雪峰所谴责的那般的恶劣、卑下了。这封公开信还突出强调赞同毛泽东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显示出其陕北中央的政治背景。这样用笔既可以说是为了沟通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文化人士与陕北党中央的关系（这是冯所负使命之一），但更可以理解为向上海地下党人士暗示他这个代笔者O.V.是握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我们应当注意，此时的钦差已不再由共产国际派遣了，而是来自陕北中共中央。
冯雪峰在鲁迅重病之际，凭着与鲁迅的亲密关系，以及中共特派员的身份，自作主张地为鲁迅接连代笔写了这两篇文章并公开发表，其效果并不佳。这两篇文章尤其是《答托派》，实际上使得论战双方都不愉快，它不仅让以周扬为代表的上海左翼文艺界地下党成员更加忌恨作者──徐懋庸“打上门来”的信，一定程度上就是由此而引发的，同时也弄得鲁迅的心情不舒畅。冯雪峰代笔的当时即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曾向胡风埋怨，说鲁迅不如高尔基听话，所以仍然不行（见胡风：《鲁迅先生》）。至于当时已被中共摒弃的托陈派，尤其是碰了一鼻子灰的写信人陈仲山，自不用说更是感到懊丧、晦气、窝囊，对于鲁迅感到甚为失望；陈独秀在狱中闻知此事后也大为不满，甚为恼怒。
虽然鲁迅为了朋友的关系，更为了顾全大局，始终没有向人解释，更没有公开说明这篇遭人怨恨的文章并非他的文字，他只是决计将来编文集时不收入包括《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在内的这两篇文章。事实上他已将这两篇文章排除在当时已经计划编辑的1936年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之外了，这从许广平写的后记中就可以看出。这篇后记说：“一九三六年作的《末编》，先生自己把存稿放在一起的，是自第一篇至《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这大体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但冯代笔的这两篇文章并不在内；如果收入的话，应该编在第十和第十一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8）就会推后到第十三篇了。
《答托派》原刊载在1936年7月《文学丛报》月刊第4期，《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第三篇《我要骗人》发表在6月份的《文学丛报》第3期上，第五篇《白莽作〈孩儿塔〉序》及下一篇《续编》也在该刊前两期上发表，一共就这几篇文章在同一刊物上发表，没有理由把发表在最近一期的更有看点的更为重要的论战文章舍弃而不顾的。
鲁迅的这个态度与对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8）一文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一、《答徐懋庸》虽然也是冯雪峰起草，但首先这是正式受了鲁迅的委托――实际上有可能是鲁迅应冯的要求，同意由冯起草一篇反击挑衅者的文章；二、它是经过鲁迅亲自过目后仔细修改最后定稿的；三、鲁迅之所以愿意写此文，是基于此文的矛头所向是他真正憎恶的论敌，是他所说的惯于“拿虎皮当大旗”的从背后射暗箭的自己营垒中人，可以说这是一篇他自觉自愿听从将领的遵命文学，与不久以前所谓“口授”、“笔录”的、完全针对与他无怨无仇的托派的大批判文章情形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当挨了一棍子的托派分子再次写信向他表示抗议时，他反而不再吭声了，仅在日记里记了一句“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1936.7.7）这似乎不大符合他的“‘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精神，其实是他已没有理由再答复了，他只能哑巴一样吃下这颗黄连。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他是妥帖地安排存放到待编的1936年杂文集《且介亭杂文末编》文稿之中了，而攻讦托派的文章他自己并没有收入，显然他不愿意让这个黄连永久地留存在自己的文集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后来的编者作为“附集”收入的。（见许广平：《〈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
多年之后，待到真相已经清楚，托派元老郑超麟说：“由此可见，在冯雪峰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用辱骂代替战斗，用‘日圆说’代替‘卢布说’，这二方面，鲁迅本人实在不能负责。”（《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0期）他根据事实并从文风上断然否定了这是鲁迅的作品。
2006年1月，我在汕头大学召开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里曾这样写道：2005年修订版《鲁迅全集》关于托派分子陈仲山的注释有一句醒目的说明：“‘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因从事抗日活动被日军捕杀。’（见第6卷P610注[3]）学术界给出这样一个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公正说明，纠正中共党史上对于一个托派的错误结论，竟然花了七十年！这还仅仅是对于一个人物的注释而非对于整个事件的说明，只要冯雪峰代写的这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还收入在《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中，左翼文学上的这一桩公案就不能说已经得到了完全澄清。”（《由左翼文学而引起的思考》）
但从1937年起一直到现在，七十多年来所印行的鲁迅著作，这两篇文章都是作为经典文章被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里，它们都不是佚文，似乎没有可争议之处，若直接提出将这两篇文章从鲁迅著作中删除出去，有可能会被误解为标新立异，甚至被指责为企图阉割鲁迅。况且当时刚出版的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书信卷里又新增收了一封《致红军贺信》，编辑者的愿望也许是希望增亮作家头上的光环，却无形中增添了芟夷阑入全集中非鲁迅作品的难度，如果此篇纯系他人伪托之作都未能从全集中剔除，那就更无法讨论删除作家友人的代笔之作了。
长期以来，将鲁迅文章政治“经典”化，其结果就是被人利用来做打人的棍子。让一个作家充当一名政客的角色，这对作家本人的损害实际远远超过一时遭到打击的人们，因为他不仅被当年的托派以及四条汉子怨恨，更被痛恨极左势力而又不甚顾及历史真实的当代人所唾弃，甚至将他视为一个政治上的顽固分子、专制主义的附庸将其贬损得一钱不值。其实，这恐怕不是作家个人的不幸，因为作家本人却是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与时弊一同消亡的。在许多人眼里，鲁迅早已经“朽”了，过时了，但是他们是否看到时代社会的弊端也已经一同消亡了呢？
时代在前进，学术在不断发展。我们应该彻底抛弃一切成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对待学术问题。我相信，本文中提出的意见学界最终会取得一个共识的。
（本文编辑 张云静）
